p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以下。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必须承担保护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的国家安全的义务，这是全新的课题。这又是符合不承认思想犯、不以言入罪的人权原则的。
[33]当然规定一定要有人被煽动起来实施叛国、颠覆才入罪（煽而不动不入罪），那在实际上是会取消了煽动罪，但像中国的行为犯标准，恐怕也不能适用于香港。[48]还有说颠覆，一种是政变手段，另一种是和平演变手段。[8] 至于何谓必要，港人经常引用70年代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泰晤士报业公司上诉英国政府的一个判例，法院认为政府对媒介的限制虽有法律依据，但是并非必要，因为它并不具有社会的迫切需要（pressing social need），判决英国政府败诉。《咨询文件》基本沿袭了原来的这个规定，引起舆论大哗，香港5家主要的图书馆馆长联名提出异议，指出这将严重妨碍学术文化的发展。胁迫（intimidate，《草案》中文改作恐吓）政府和废除国家根本制度缺乏定义。
[25] 《草案》，蓝纸文本，第26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是次立法方向基本遵循港人原有人权理念，并且努力把对于表达自由的限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寻求某种最低的、仅仅符合社会迫切需要的限度。[xxiv]中央主要负责宏观公共领域，承担稳定经济、收入再分配以及提供某些严重影响到全社会所有成员福利的公共产品的职责。
[xi] See Jonathan Kahn, Budgeting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America 1890－1928,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xii]参见[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xxxvi]在预算执行阶段，应重点监督预算调整行为。而预算权利的出现日渐突破了传统预算权配置的公法范畴，它作为一种外在的制衡与监督动力，逐渐集合而形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权力[xiii]来抗衡和制约政府预算权力，在抽象层面上，这种秉承了私法自治精神的制约模式可归类为预算权规范化的私法进路[xiv]。[xi] 正是在公共预算目标的牵引下，预算法作为一种能积极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法律，[xii]将协商民主价值融入公民权的勃兴过程，逐步引导公民社会的民主监督和参与。
[xxviii]我国预算权规范化模式的设计，民主基础作为关键性的考量要素，而我国民主的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里条件等，都决定了协商民主下的私法进路仍只能在微观的社会公共领域(即地方层级)实践推广，那么中央层级预算公开还需在以代议制民主为根基的公法进路中寻求突破。[xlvii]参见熊伟：《认真对待权力：公共预算的法律要义》，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
新闻媒体作为预算改革的驱动者和监督者，应继续提升其独立性、公共参与理性，增强其开放性，使其对政府预算公开改革产生积极影响。在我国人大至上的权力架构下，人大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修宪、宪法解释等手段来改变宪法和预算法文本中关于预算权的配置模式，并且在预算案的形成、审批和执行全过程中，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当然地拥有监管和督察的权力。西方国家正是以代议主体为核心动力源，才实现预算的公开性目标，再朝着预算的公共性(预算绩效)方向迈进。[xl]考察国外立法例，如《印度宪法》第5篇第2章、《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第1篇第6章、美国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以及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押法案》中的许多条款就议会预算权进行了详细界定。
但由于预算参与和监督渠道的不健全，无论是政协还是新闻媒体所蕴藏的预算监督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预算公开的监督和推动作用都比较有限。一般认为，行政主体的内部预算监督是一种独立性、权威性都较低的监督形式，但由于预算公开的专业性、技术性，而行政主体既拥有庞大的预算信息库又具备严密的预算监督网络，它在微观预算监督层面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但随着现代公共治理和预算绩效目标的凸显，公民预算权利逐渐从传统的预算公权体系中衍生出来，预算权兼具了公私法交融的属性，预算权的规范化也演化出了私法进路。[xvi] (二)中国预算权规范化的困境 按照预算公开与预算权规范化进路的归类，解读我国预算公开实践：一方面，在公法进路上，在我国现行的宪法秩序框架下，虽然在理论形态上应遵守人大至上的权力架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预算权高度集中缺乏制约——预算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机构之间缺乏合理配置和有效监督，[xvii]从而导致我国刚启动推进预算公开的引擎，就陷入了权力机关监督虚化、司法问责缺位、政府内部监督乏力等内部制衡困境。
鉴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公开的实践阻碍，地方预算公开法治化需在确保进步方向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提升预算参与和监督理论的实践理性，来完善预算公开的私法进路，以保证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而非强加给社会和公民，[xxix]这也是二次审议稿应予以重点修缮之处。[i]在地方层面，自2009年广州市率先公开部门预算之后，深圳、上海等地纷纷响应，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更是竖起了中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的大旗。
See Peter Laslet and James S. Fishkin，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7－133. [xxxvi]参见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92页。这种承载了私法自治精神的预算参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纳为预算权规范化的私法进路。
(一)预算权的规范化进路 现代预算法治发展历程表明，预算公开制度的产生首先在于强化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预算权主要在公法范畴内(如议会、政府)予以配置，预算权的规范化可归纳为一种强调控权性的公法进路。另一方面，在立法层面，我国《宪法》、《立法法》、《预算法》等法规对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渠道规定得过于抽象、模糊，政府也并未真正产生与社会公众分享预算信息和预算权力的意愿，社会公众难以对政府预算公开进行有效的参与和监督。但是，这种预算参与仍处于初级层次：一方面，大部分社会组织参与仅局限于预算编制阶段，而在预算审议、执行以及审计阶段，其作用仍受到很大限制，并且上述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团体对预算公开的推进也仅为一种事后的监督和评价，如何创造条件发挥社会组织的预算参与和监督作用仍是重大难题。第三，其他社会主体预算参与乏力。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预算参与仍受到较大限制，公众难以通过创设预算组织的形式进行预算参与和监督。首先，代议主体对预算公开的监督控制。
其次，行政主体对预算公开的内部监督。参考国外立法经验，例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32条第1款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享有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项目研究小组多年来从事我国各省预算透明度的调研评估。现代法治国家预算权规范化的发展先后诞生公法进路和私法进路，但当前中国预算权的配置与监督在两条进路上都面临着一些困难。
对此，社会舆论普遍呼吁审计机关要对预算公开信息进行审计调查，但由于现行《预算法》、《审计法》缺乏对审计机关权力行使的激励，而且我国审计机关的独立性较差，导致我国的审计监督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xliii]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著：《财政透明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整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xxii]例如由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预算公开。公共财政主要源于纳税人缴纳的赋税，政府通过合理利用纳税人让渡的部分私人财产权，为纳税人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xlv]陈刚：《宪法化的税法学与纳税者基本权——代译者序》，载[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例如，我国当前的预算公开实践，除浙江温岭等地区的地方人大在预算公开中起到了一定的实质性作用外，其它的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对于政府预算公开的推进还只是被动的、有限的、形式性的参与而已。
[xxiii]中国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实践必须遵循预算公开法治化一般规律、合理利用转型期我国既有的民主资源以及认真对待财政分权体制下纵向政府间事权存在差异配置[xxiv]的基础上，同时激发公法进路与私法进路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地方(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预算公开可利用私法进路上已呈现的契机，以协商民主为基础将预算权规范化的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xxv]从而化解预算权规范化外部困境中(即私法进路)的难题，进而将推进社会公众的预算参与作为实现预算公开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一种改善预算权体系并能复兴公法进路的重要手段。[xli]这种现象已在某些地方政府出现：2002年1月，湖南省沅陵县预算案遭否决，4个月后加开人代会，才获批准。
我国预算权规范化的私法进路与公法进路之间将呈现出的倒逼式逻辑关系，应是我国预算公开的法治化设计须遵循的理论认知。[xlvii]因此，当前我国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努力不能简单地设想将保障预算公开的机制(如人大预算监督机制)予以立法硬化，否则预算公开的推进将陷入立法需求硬化不足和实施效力软化的两难境地。
我国预算公开制度的本土化设计也正好反映了这一特点。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如日本通过颁布《信息公开法》和《行政事件诉讼法》形成了对政府预算权力的自我制约，当政府作出拒绝公开的决定时，公民主体除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外，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从而保障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x]于是，公共预算不仅是政府资源配置的简单技术工具，而且成为落实公民权、实现民主治理以及塑造公共生活、国家制度及二者关联文化建构的重要手段。1．预算参与适格主体的建构 地方政府为了更好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必须与社会主体进行预算协商，即社会公众必须以某种方式选定如何集体地和个人地使用其资源，必须决定政府财政预算的适度规模，以及财政预算组成项目宪法监督之类提法不是中国独有，法国宪法有共和国总统监督宪法的遵守的规定。3.从当代新兴法治国家的情况看，各国宪法适用模式选择的基本趋势是多样化，不存在所有国家都必须无条件追随的所谓主流模式。
第二，应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监督。三、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效用 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宪法保障制度在实践起到了一些效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5.类似的宪法解释或判例完全不可能，判了白判，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力，除非中国改成权力分立、制约平衡体制。所谓评价作用，是指有关宪法保障制度的法律规范对有关宪法主体的行为是否合宪起到了评价和判断标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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